恩格贝涅(pan)

据我国林业部统计，中国有荒漠化土地332．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目前，荒漠化在我国局部地区有所控制，但总体形势还在扩展和恶化，每年仍在吞蚀大量的国土，使可利用土地面积减少，旱、涝灾害加剧，粮食产量降低。全国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65亿美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这篇来自人类向荒漠化挑战前沿的报道。

在颠簸前行的汽车左前方，突然跃出了一片绿色：并不浓密，却是那样醒目，一下唤起了无限的生机。与这绿色几乎同时出现在我大脑中的是一个名字：恩格贝。

恩格贝地处库布齐沙漠腹地。本世纪初，“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就写在这广袤的土地上。这之后，干旱、垦荒、过度放牧，助长了库布齐沙漠的暴虐，它像一个张开大口的猛兽，日益啃噬着恩格贝。50年代，恩格贝还有一个生产队，70年代，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相继远走他乡。到80年代，人们终于遗弃了它。

人们逃遁，是为了远离死亡，也是在躲避孤独。因为，这里没有树木，没有花草，没有飞鸟，没有色彩，没有生命的痕迹。恩格贝成了生命和死亡的分界线。

此刻，我们就站在生命与死亡的分界线上。前面是滚滚的黄沙，身后是一片绿色。绿色是有际的，而沙漠看上去却是无边的。沙漠———这死亡之海距我们只有咫尺之遥。

身后的新绿就是今天的恩格贝。同行的日本沙漠实践协会北京事务所的谷小兰女士告诉我们，恩格贝的树木都有年龄，最大的8岁，最小的在我们到达时临盆。最先闯入我们眼帘的那片绿色，是在新生的恩格贝坚持得最久的一片绿色。

今天的恩格贝重又成为生命的摇篮，无数的新生命在这里孕育。岁岁枯荣的青草、树木，南方的孔雀，非洲的驼鸟，都幸福地生活在它的怀抱中。

今天的恩格贝也不再浑黄一片，春天青草的新绿，夏天树木的浓荫，秋天鲜花的姹紫嫣红，相继光顾这里。

说来奇怪，当我在恩格贝广袤沙丘的背景下再见到那熟悉的身影时，感到他高大了许多。在大漠夕阳的余辉里，他依旧是那件工装，手中是工作时须臾不离的铁锨，脚下是一条正在延伸的新路。

远山正瑛，我8年前认识的一位日本老人。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进入我记忆的情景。那天，从日本来的飞机晚点了，为探究老人怀抱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在北京昆仑饭店的大厅里整整等了3个小时。终于，那扇转门送进一位老人：不高的身材，简直可以说是瘦小，腰板笔直。黝黑的脸膛，眉宇间透着坚毅。身上烟黄色的作业服已开始褪色，臂上的袖章却依旧鲜红，一行黄字格外引人注目：“中国沙漠开发日本协力队。”老人的身后，陆续走进一群装束和他一样的日本人，有老年，有青年，更多的是中年。

1991年7月16日，由日本治沙专家远山正瑛教授率领的第一支中国沙漠绿化实践队踏上了中国的大地。

远山正瑛与中国的相识远不是从这时开始。1935年，作为日本外务省专攻农耕文化、植物生态研究的留学生，他有两年时间在中国学习。这使他获得了对向往已久的黄河文明加以探究的机会。他毫不迟疑，打点行装，追随黄河，逆流西行，开始了黄河文明及黄河流域农耕文化的探究历程。

此行，使他兴奋不已。对黄河，远山正瑛仰慕已久。他知道，黄河作为母亲河，不仅哺育了中华文明，也对日本文化有很大恩泽。他的导师菊池秋雄告诉他，研究日本的园艺学，离不开中国的园艺学，日本今天的葡萄、果树中的许多品种，都是从中国流传过来的。而园艺学的任务，就是对园艺的源流进行研究。

这次考察，远山初识黄河。就在黄河的身边，他听到了它的呻吟，它的呐喊，知道了它怎样造福于中华，又如何在流沙的挤迫下肆虐两岸。

就是这次，在黄河的引导下，他西出长城，在内蒙古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沙漠。那广袤，那壮阔，那纯静，令他心灵震撼。岛国之外，竟有这样令人心旷神怡的天空、大地。面对这恢弘的大漠，年方28岁的远山正瑛萌生了一个理想：将它变成绿洲，造福人类。

中日战争爆发后，远山正瑛中断学业返回日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致力于对日本列岛海岸沙丘的农耕开发。最初，远山的行动并未得到理解和支持，在大多数日本人看来，“沙地能开发农业，除非太阳从西边升起”。远山没有气馁，坚持着自己的实践。当萝卜、芦笋从沙丘上长出，甜瓜、西瓜的青蔓覆盖了沙地，郁金香在沙滩上织出彩缎时，人们信服了。“太阳从西升起，沙丘长出硕果”，一时在日本成为美谈。

远山并未就此止步，他不畏艰辛推广沙地农业的农耕形式，终于使日本列岛海岸24万公顷沙丘开发成功。为此，他受到日本政府的嘉奖。

1972年，在从教36年之后，远山离开了鸟取大学的讲台。但他并未像许多老人一样，将自己囿于庭院，而是迈开双脚走向世界。他创建了鸟取沙漠开发研究所，对北半球的沙漠地带进行广泛考察，参与了儿子远山雄教授在中近东地区的沙漠开发工作。

再次踏上中国大地，是1979年。当远山随着日本中国西域学术调查团从北京出发，沿丝绸之路再度莅临中国西部沙漠时，老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对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景仰，又有对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的深深负疚，更有对中国养育了战争遗留的日本孤儿的真诚感激。西部之行，使他强烈地感到，40多年前，他在黄河入海口山东见到的饥民遍野的惨状，已真真切切成为历史。在新疆石河子，他看到了又一番景象。这个几十年前只有7户人家、30多口人的小村，如今已是个兴旺发达的城市。33万公顷良田上物产丰富，80万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20个农场，170多个工厂奇迹般地诞生其间。远山看到，自己多年的梦想，在这里已变成绚丽多彩的现实。

西部之行，令远山先生难忘。他感叹沙漠多么无情地吞食了昔日丝绸之路的璀璨与文明，水土流失给黄河带来了多么严重的摧残与毁坏；他钦佩中国人民面对自然改造山河的雄心与壮志，他相信中华民族建设家园的力量与智慧。作为一个古稀的老人，他也有个愿望，从绿化黄河流域的实践开始，培育出中日世代友好的花朵。

1980年，在中日治理沙漠的合作中，有一次历史性的会晤。这一天，在中国西部开发中享有盛誉的王震将军与日本的“沙丘之父”远山正瑛教授相会在人民大会堂。

“外国人穿工作服进大会堂，先生是第一位。您是真来干工作的，我表示感谢。中国希望多来几位像先生这样的人。先生的梦想和我的梦想一样都是开发沙漠，造福人类。”久经沙场的将军拥抱着远山正瑛，感慨万千。

远山告诉将军：“我虽然已年届高龄，但我的年龄要比别人多几倍，我的长男远雄也在搞沙漠农业研究，祖孙三代一起干，自信可以干100年。”

从这一天起，像中国传说中的愚公，远山正瑛步履坚定地走向自己的目标。

18年前，远山曾亲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看到日本的葛藤在这里创造的“业迹”：绿色的葛藤覆盖了田纳西河流域溪涧的秃山，染绿了整个大峡谷，用它的根固住了土壤，保证了溪流、水库的清澈。

如今远山想到了黄河，那条流淌在中华大地的黄龙，那条东方文明的摇篮。他憧憬着，让田纳西河流域的景象，再现于黄河流域。

“送给黄河一件绿衣”。老人向日本人民说出了自己的心愿。这一年，他刚好迎来自己80岁生日。

老人的倡议，在日本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远山在收到人们采集的葛藤种子的同时，还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封来信。有的孩子在信中写到：“请让这一粒粒小小的种子在中国大地上扎根，让绿色的梦想变为现实。”有的老人则在信中说：“我的军靴曾蹂躏过中国大地，我要把这些种子撒在中国的大地上，略表忏悔之意。”

短短时间，从日本各地汇集的葛藤种子就达1000多公斤。远山亲自动手，在一个个装满葛藤种子的纸箱上写上“献给黄河一件绿衣”的字样，带着它们来到中国。

从那时起，6个春秋，远山先生往返于中国、日本之间，每年在中国沙漠工作的时间都在4个月以上。随着日本人民一笔笔捐款投向中国沙漠开发，一批批无偿援助的治沙工具运往新疆、宁夏、甘肃，宁夏中卫县沙坡头的葡萄园中，果实已三次挂满枝头；兰州黄河岸边，葛藤种子已扎根于黄土之中，岁岁年年，将新绿和繁花奉献给塞外人民；毛乌素沙漠边缘新种下的12万株杨树，已开始在沙漠中生根。

就在那次采访与老人握别时，他告诉我：“我现在不要做一位老人，我还要继续背负着葛藤种子走进沙漠，还要进行100万株植树运动。如果哪一天我突然死去，我的灵魂还活着，还要继续工作，来生转世，还要为绿化奋斗。只要努力，必能把梦想变成现实。”

恩格贝像一块磁石，吸引了仍在为理想寻觅“宿营地”的远山正瑛。

第一次带领“中国沙漠开发日本协力队”去库布齐沙漠，恩格贝就唤起了他心中的惊喜和希望。与他去过的无数个沙漠边缘、腹地不同，在黄沙和绿色之间，这里正在扩展的是绿色，正在退却的是黄沙，生命是个强者，正在战胜死亡。

推进着绿色的是来自鄂尔多斯集团公司的一批志愿者。初进恩格贝，他们并不是为播种绿色而来，而是为了企业的生存。在国际羊绒大战中吃尽了苦头的鄂尔多斯集团公司，为了自身的发展，决定建立自己的原料基地。挑起这副艰巨担子的是公司副总裁王明海。

虽说从小就生活在沙漠的旁边，王明海对沙漠却从来是敬而远之。不知沙漠的习性，就不知深浅，王明海偏偏在沙漠闹着脾气的春天，来到了恩格贝。汽车甲虫般地爬梁过沟走进恩格贝，考察工作刚开始，天就变了脸，狂风卷着黄沙铺天盖地而来，天地一片昏暗。眼睛无法睁开，脸被沙粒打得生疼，耳边只有飞沙的狂啸。沙漠的狂暴，并没有吓倒创业者。他们从正在返青的芦苇下，发现了褐黄土，从起伏的沙包深处，找到了清泉，在漫漫浑黄中，发现了绿色的希望。王明海和同伴们做起了恩格贝梦：营造沙漠防护林，开辟人工草场、饲料地，引进各种白山羊培育新品系，建立种山羊繁殖场；设置旅游景点，建成沙漠乐园。

恩格贝之梦太诱人了。鄂尔多斯集团公司下了决心，花了不多的钱，买下了30万亩沙漠搞开发。

在大自然面前，鄂尔多斯公司的创业者们想得太天真了。与恩格贝同在的不仅有风沙的狂暴，还有洪水的肆虐。就在王明海和同伴们把自己的蓝图开始写在恩格贝大地上的时候，一场洪水扑来，裹沙挟泥，奔向黄河。仅仅一夜，就在创业者的驻地前冲出了一条长2500米，宽百余米，深20多米的沟壑。人们不敢想像，如果水头正冲着驻地，后果将是怎样。

没有再去想后果。人们开始动起洪水的念头。创业者们苦干50个昼夜，在洪水进入的方向筑起了一道宽40米，长5公里的引洪滞洪堤坝，将洪水牵进沙里淤地。洪水沿坝涌进沙窝，淹没沙丘，没被淹没的沙丘，又被大风推进水里，最后洪水渗入沙丘，裹挟来的黄土和有机物留在了沙丘表面，一块块平整的“海绵田”诞生了。

在改造自然中，创业者增长着才干。在沙漠中搞绿化，水是不能缺少的。沙漠告诉执著的创业者：它原本不缺少水源。沙丘是无私的，对得到的洪水、降雨，它决不截留。于是，创业者们学会了将沙丘下的渗水引入沟壑，蓄存起来。就这样，一点一点蓄出了700万方水，这水，足够滋润恩格贝无数的生命，这水，可以留住恩格贝的绿色。

生命在恩格贝有了生存的条件。生命在恩格贝不再孤独。

第一代中华绒山羊在这里诞生了；万亩“海绵田”里长出的高粱，亩产达500公斤；飞播的草种带给恩格贝繁茂的牧草；新种的防护林守住了创业者的家园……

就在这时，远山正瑛来到了恩格贝。吸引老人的不仅是恩格贝的新绿，还有恩格贝的创业者，恩格贝的事业。

远山先生是在推土机前认识王明海的。那天，恩格贝蓄水库二号坝正在紧张施工。王明海灰头土脸指挥着推土机，根本没注意到一行日本友人的到来。那天晚上，就在创业者们简陋的驻地，远山跟着王明海的思绪，神游了恩格贝的未来。老人盯着王明海的那双小眼睛眨都不眨，这个黝黑粗壮的汉子讲出的蓝图，简直让老人着了迷。没等王明海的话音落下，老人的一只巴掌已重重地落在王明海的肩上，另一只竖着大拇指的手伸到了王明海的面前。

在中日两位治沙人之间，国界不存在了，年龄的差异没有了，有的只是共同的理想。

王明海始料未及，治沙会成为他后半生的唯一。

1994年，国际羊绒大战偃旗息鼓。眼见着投进的600万元资金还仅仅是沙漠上星星点点的绿色和为数不多的种羊，收回投资遥遥无期。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决策者们觉得，自己养种羊，取羊绒似乎是远水难解近渴。而作为一个企业，要进行沙漠开发更是天方夜谭。于是，集团决定：撤出恩格贝。

心脏病几乎要了王明海的命，大病未愈的他听到了这消息。随集团一起撤出恩格贝，这对王明海来说不失为一个体面的退路：与沙漠上千个日夜的厮守，已使他清楚让绿色回到沙漠的艰难。可出人意料，王明海斩断了自己的退路：退出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承包30万亩沙漠开发。因为，在这上千个日夜中，他的命运已和恩格贝的前途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王明海知道，与库布齐相伴的这段黄河，虽然只是黄河长度的十分之一，可每年从库布齐带走的泥沙却是黄河泥沙总量的四分之一。流经这里之后，黄河变得更加浑浊，每立方河水中含泥沙30公斤。他还知道，库布齐沙漠是个流动型沙漠，借助南高北低的地势，它肆无忌惮地向黄河河套良田侵蚀，每年以近200米的速度向南北缘扩展，将良田变为自己“囊中之物”。他更清楚，撤出恩格贝，无异于让黄沙埋葬志愿者们心中的理想，无异于捣毁远山先生的精神家园。他在心中无数次地对自己说：

“一个人真的把自己的一切利益抛弃，去为人类做一件好事，不是很容易，远山先生是这样的人。先生把对人类的善心善意，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情感变成了行动。先生说过，我们要拿出力量，投入到别人认为不可能改变的荒漠，为人类创造新的生存环境。他是个快要离开世界的人，还那样全心全意为子孙后代考虑，一个日本人尚且如此，我是鄂尔多斯的儿子，我又当如何？改变地球的环境，防止荒漠化，生活在绿树繁茂环境中的人可能没有急迫之感，可我们生活在中国大西北的人已经眼睁睁地看到，荒漠正在把人类生存的环境夺走，荒漠化对于我们已不是未来而是现实。”

人们只看到了几年中在恩格贝扩展着的绿色，却忽略了被沙漠重塑的王明海。此时的王明海，心中的理想已进一步升腾，他想的已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利益，他要给库布齐扎上一条绿色的腰带，让沙漠重新变成绿洲，造福人类。

王明海不再是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副总裁，守着浩瀚的沙漠，当起了“农场主”———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库布齐沙漠恩格贝综合开发示范区主任。远山正瑛也不再是恩格贝的客人，自带盘缠，不挣一分钱，当起了“场长”，承包农场沙地开发工作。

中国汉子和日本老头做着一个共同的梦：在恩格贝建一座世界治沙模范城，给人类留下一个创造。

创造是艰难的。在人类与沙漠争夺生存空间的搏斗中，志愿者们常常感到自己力量的单薄。库布齐沙漠每年仍要吞食大量的良田，而七年间，志愿者推进的绿色只有十万亩。

王明海这个承包人做得异常艰难。为了筹集资金，集腋成裘，开发沙漠，他去盟里，到自治区，上北京，访林业部，找环保局，到处去争取支持。他也去找一个个企业家，希望他们参与恩格贝的开发。他不再拒绝电视台的采访，为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沙漠开发的意义。因为恩格贝开发光靠志愿者的信念和奉献是不够的，应有更多的人投身到沙漠开发中来，在人与自然的抗争中，人类才是强者。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还在苦苦地思索着一件事：探索出一种把土地开发与个人或集团利益结合起来的开发方式，使人们自觉地约束向自然索取的力度，让人对环境的责任感不再仅仅出于理想和道义，让经济的发展真正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一年中，王明海要拿出200多天在外面周旋。而远山正瑛一年中则有200多天在沙漠中劳作。

远山是个急性子，能赶上他的工作节奏的人不多。但在恩格贝，他遇到了性子比自己更急的人。那天傍晚，他在一张图纸上和王明海比划，要修一块花田。谁想，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被推土机的轰鸣吵醒，隔窗一看，那块他看中的土地，已被平整出好大一块。“王明海，厉害！”远山心中说。远山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人总是说，慢慢地会好起来，我说，要快快地好起来。我们用3年种了100万株树，太慢了，我希望一年一百万，一个月一百万。”

远山是个倔老头。那次，因路不好走，他要的推土机没有按时到达，他大发雷霆。正巧这时王明海陪参观者从沙漠出来。老人情急之中，躺在了王明海坐的三菱车前轮前，口中“推土机、推土机”地叫着，还用生硬的汉语要求王明海：“撤了韩荣（为他派车的副场长）。”

远山的工作时间是雷打不动的。只要他在工作，谁也别想打扰。一次，伊盟盟长来恩格贝，见到远山。远山竟连个招呼也没打，理由是：“我正在工作。”

远山又是一个可爱的老头。他告诉我，他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在恩格贝建一个联合国沙漠开发大学。这样就可以把世界各沙漠国家的青年人召集来，在这里学习适应各国沙漠开发的技术，回去开发自己国家的沙漠；另一个是在恩格贝开发十周年时在这里建一个能容纳300人的会堂，世界沙漠会议可以到这来开。远山说，我每天都在做着这两个梦，每天都在为实现这两个梦而工作。在争取民众的支持上，远山没有让王明海孤军奋战。在每年回到日本不长的时间里，远山都在做一件事：为恩格贝的开发筹集资金，争取志愿者。日本人都熟悉这个小老头，他们一次又一次在电视里，广播中，集会上，听到他的讲演：“造成沙漠化的是人类，可沙漠化后人类什么也没做。人类造成的错误，经过努力是可以挽回的。”“中国是日本的老师，可日本这个学生‘回报’老师一直用枪炮。今天，日本人应该帮助中国做点事。荒漠化是中国的大问题，我们不妨从这里入手。”“沙漠中有很多资源，石油、铁矿、煤炭，还可以种沙地植物，中国把沙漠开发了，可以养活10亿人。”

远山说，沙地上什么都可以产，这里的人会变得很富裕。而这却是未来而不是现实，留在恩格贝的志愿者曾经一年多不曾领到过工资。但没有人退却。

恩格贝不仅是生命的摇篮，人类正在这里建设精神的家园。

本庄二郎，是一位73岁的日本老人，在远山先生的感召下，随协力队来到恩格贝。在这里，他种下了100棵树。他是瞒着腰腿疼的病痛，靠针灸止痛才坚持下来的。他怕别人知道这些，会照顾他，他会因此而种不成树。在即将离开恩格贝时，他说：“在流了汗水之后，才体会到开发沙漠是一件非常非常艰苦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业，不仅对中国，对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没有树的地方，环境是残酷的。在沙漠的边缘推进绿色，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全人类都应该行动起来，从边缘开始，一步步地向沙漠挺进，像中国造万里长城一样，一代代不断地治理沙漠。”

许多人，日本人，中国人，正是怀着与本庄先生一样的认识，来到恩格贝的。日本人是自费来的，他们中有老人，但更多的是青年人。树苗是他们买来用汗水种下的，来中国种一次树，花去的费用相当于一般收入者一个月的工薪。中国的志愿者也是如此，去一趟恩格贝，对一个工薪家庭，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他们还是来了，在恩格贝洒下了汗水，留下了绿色的生命。北京新亚学校初三女生王培，被恩格贝的故事所感动，执意要做一名志愿者。可她的父母却为支付女儿的路费犯了愁。父亲病卧家中，只靠母亲一人的工资。660元几乎是一家人一个月的全部收入。那个晚上，王培看见父母房间里的灯一直亮到深夜。早上起来，妈妈拿着钱对王培说：“这是好事，别说600元，就是再多，也支持你去。”

为我们生存的环境做点事，正成为更多人的自觉。几年中，三千多名日本人自费来到恩格贝，为这里留下了片片绿荫。一些日本财团拨出专款，支持恩格贝开发。几年中，近千名中国学生、绿色志愿者来到恩格贝，为这里添上了片片新绿。1995年8月，恩格贝已经拥有一百万株树木。两年以后，又有一百万株新植树木顽强地挺立在这里。

在恩格贝，人与自然交流，也汇集了人类美好的情感。在那里，我认识了羽田菅子。那天，已近黄昏，远山先生领我们去看他的“松树大道”。羽田还在田间劳作。这已经是她第四次来恩格贝了。她9月来，12月走，然后1998年再来，就在恩格贝长期呆下去。她喜欢恩格贝，想尽可能在自己还能干活的时候，帮一下远山先生。她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一个中国情结。20岁的时候，她随侵华日军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她在大同。亏得一位中国老妈妈，给了她几块大洋，一双皮鞋，让她换点钱，做路费，她才回到日本。以后，她曾专门来中国找过这位中国妈妈，可萍水相逢，她连妈妈的名字都不知道，又上哪去找呢？远山先生在恩格贝的事业，让她心中的报恩情结有了寄托，只要是为中国人民，只要是在中国，又何必在意是在大同还是恩格贝呢？！

那天，在恩格贝静谧的夜空下，我问先生：恩格贝对他意味着什么？先生闭上眼睛，任双唇叼住的烟卷慢慢燃烧。伴着淡淡的烟雾，坚定的话语送到了我的耳边：“恩格贝是我可以把最后的生命奉献给她的地方。恩格贝是我生命的最后。”听着老人的话，我的眼前变幻出成群美丽的孔雀，嫣红姹紫的花田……

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为了心中的追求，跨越了国界，超越了年龄的限制，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令每一个见过先生的人感动。先生曾经说过，只要有智慧的人出智慧，有金钱的人出金钱，有物资的人出物资，有生命的人拿出你的生命，世界的沙漠是可以绿化的。

恩格贝是先生新生命的开始，他的生命正在恩格贝生长着的无数新生命中延续。

人类无情的索取曾使恩格贝几乎成为生命的禁区。今天，人类保护自然的意识在恩格贝的现实面前开始觉醒。人们在破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之后，开始善待自己生存的空间，不分中国人，日本人，不再为了索取，不是为了任何个人的功利，这使恩格贝正在进行的事业充满圣洁。人类应对地球承担起责任，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每一个来过恩格贝的人，在离去的时候，都有了这样的认识。恩格贝是象征人类觉悟的一座绿色纪念碑，只要人类的良知不泯灭，这纪念碑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的努力，不断扩大，直到永远。